西安隐蔽战线上的三位隐身者下

作者:冯玉亭

关键字：特工、烈士、关爱英烈、红色记忆

（四）1940年王志廉与李仰之“合作经商”是为掩护我党地下组织秘密活动而开办的

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作为共产党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当时是以从事商业活动的身份做掩护。王志廉与李仰之（陕西人早期共产党员，比王志廉大七岁，在西安没有合法的住址和公开合法身份。）二人密切合作，王志廉是大股东任总经理，为了掩人耳目，王志廉为李仰之给国民党伪造了相关文件，使他以自己公司的股东的身份为掩护，得以在西安进行革命工作。公司所赚得的利润大多也用于我党地下活动的经费。（这是西安市人民法院判决书特别注明的）。除此之外，相关资料还显示，当时，王志廉至少还有四、五处自已与他人合作性质或着是自己独自投资开办的商贸公司。合资公司的大股东都是王志廉。最终话语权都掌握在王志廉手中，当年还利用伪国民党政府的兼职身份，这都是王志廉能够安全实施掩护我党地下秘密组织活动工作身份的有利一面。

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来自国民党的党、政、军多方有权势的人，尤其是国民党特务对王志廉不断的敲诈勒索，王志廉为了地下革命工作开展的需要，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为了我党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全体情报人员的人身安全及家庭生活的所需费用，也为了自己摆脱敌特人员的追捕。王志廉一方面努力赚钱，一方面还要不惜本钱散尽钱财。

当年王志廉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西安白色恐怖区为我党工作十余年，多次遭受到国民党军、宪、特、伪等十多个特务机关的全力通辑，以“盗卖军粮”应罪，“三千大洋买王志廉人头”、“共产党经济部门负责人”、“杨虎城旧部戡乱分子”等共同罪名，抓捕王志廉。在党组织的掩护下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王志廉顺利的躲过敌人的追捕，从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也不存在脱党、叛党和出卖同志的嫌疑。这是万幸中的万幸。也是王志廉历史清白的真实写照，这也是王志廉在八十年代能够得以平反的前提。正因如此，党的秘密机关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一直以来没有被国民党“军统”、“中统”、等胡宗南的特务机关破获。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王志廉和他的战友们都以府学巷20号为主要据点，出色的完成党中央上级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

（五）李仰之曾经提取大宗商号款项，作了地下工作活动经费。

大宗资金到底有多少，也是可以证明的，要用富裕一方的资金也不过分。当年王志廉都是用真金白银的方式从自己公司利润中以现金提取方式，再通过李仰之交给延安革命根据地，为延安当时渡过困境做出贡献。这些，还不包括给李仰之在西安的住房（西安原大莲花池街七号院宅基地的购买、房屋及地下暗室修建工程等费用，全部由王志廉支付）和一家六口一段时期居住在西安府学巷20号的所有生活费用。

这以上五条就是八十年代西安中级人民法院给王志廉在解放前，从事的地下革命工作情况所做出的一个定性结论。

下面就具体简述以上五点所涉及的王志廉情报交通站情报人员：革命老前辈屈伸、秦治安、王志廉三位“隐身者”一个真实的历史轶事。

在七八十年代，西安市有这样三位长者，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隐身者”。

在当年，他们的社会身份与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不相吻合的。要想真正了解到这三位长者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在开头题目中所说的“隐身者”地下工作者王志廉，还有和他同样是“隐身者”地下工作者，他们组成了一个隐蔽战线小组，为中国的情报工作默默无闻的在隐蔽战线工作着。

这三位长者是各有特色的三位“隐身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形象和身份是这样的：

一位是伪西安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少将军官屈伸，生于1911年，去世于1981年，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时，我党地下军事情报员。代号“老九”；

屈伸将军照片1

屈伸将军照片2

屈伸将军照片3

一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老共产党员，老情报专员：秦治安，生于1903年，去世于1977年，年龄最长，也是我党地下革命工作交通员。代号“秦二哥”。

西安老地下工作者秦治安

一位是在西安解放初期，被定为：伪国民党“特务”、“叛徒”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王志廉，生于1910年，去世1998年，我党地下革命工作负责人，代号“麻子”。

王志廉

这三人是如何在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成为中共中央西安隐蔽情报战线的杰出工作者，同时建立起了完备而严谨的我党地下情报工作链的。即：情报搜集，情报传送，电台收发报，一路快速有效的把情报传达到延安统帅部。

这三位当时在不同岗位上，以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为目的的“单线”联系人，是怎样做到的，又如何不被国民党敌特人员发现，又如何秘密工作到西安解放的。

在这里，为什么要用“隐身者”，来描述三位我党情报地下工作者，这是依据现在普通人眼里的看法，观察当时那个年代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情况，这几位长者在普通人眼里是再普通不过了，使人难以想象他们与特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身份，而深藏不露。从骨子里还始终保持者他们原有的工作态度，他们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多年培养出的情报人员身份，时刻铭记隐蔽自己真实地下工作者身份的工作性质。

如今年青人是难以置信的，他们肯定会说：“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并不奇怪，很正常，这几位长者，为什么这样“隐身”，这就是他们身上共同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人格的魅力。是常人做不到的。这就是和普通人在根本上的区别。

由于他们长期从事我党地下革命斗争而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终生携带。不以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以外界的变化而改变。造就了他们这样的地下工作者把自己完全“隐身”起来，一切服从党组织的工作安排，需要牺牲自己，就毫无顾及的牺牲自己。需要把自己“隐身”起来，就毫无怨言的把自己“隐身”起来。对他们来说视乎一切都是特殊的工作需要。

虽然，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他们仍把自己的一些真实身份“隐藏”了起来，差不多过了三十年，别说是党内人不知他们的底子，就是党内高层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现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位“隐身者”内心都有说不出的无奈。

如果你看懂了这三位长者对西安情报工作的贡献，就难以按捺内心的激动。太了不起了，太感人了。如果不讲出来给世人听，他们这辈子虽然已经逝去，你相信他们就是在天国里都会甘心吗？现在把知道的三位隐身者的“地下工作轶事”通过这篇文章讲述出来，献给最值得敬仰的这三位“隐身者”！

从西安解放至今年的2020年，时间跨度已过七十一年，再回忆起当年西安城区国民党特务七、八千人，活动非常频繁，气焰猖镢。在这种恶劣形势下，他们还能够在多种有惊无险的情况下完成党的军事情报搜集、传递和收发工作。由于资料有限，我们真是难以想象他们是怎样渡过每一天。他们随时都有被暴露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的手下，敌特人员抓捕的风险和随时都有可能做出牺牲的风险。躲过敌人的重重危险，那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出错就意味着三人被暴露就有生命危险，情报无法送达。

实际上这三位地下情报工作者，圆满顺利的完成党组织交给他们的重要任务，充分说明了他们是最优秀的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是人格与事业的完美结合。

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寻找这三位地下情报人员的历史足迹，了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瞬间。

屈伸，一个国民党少将军官，不惜放弃高官富贵地位，主动接近西安共产党地下情报组织的核心成员秦治安的故事。

屈伸、字宜之，陕西三原人。当年在抗日战争中，是台儿庄大战的抗日英雄。屈伸曾就学陕西三民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二期毕业，1936年3月18日叙任陆军步兵中校，随后任国民党第31师上校参谋处主任，最后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军官，1947年正式参加西安共产党地下工作。

李仰之证明屈伸将军是瓦子街战役情报提供者和美制收音机提供人1

李仰之证明屈伸将军是瓦子街战役情报提供者和美制收音机提供人2

屈伸，自幼父母双亡，在国民党开明人士于右任先生的帮助下入陕西省立师范读书，不久又进入杨虎城将军所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受训，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教官中就有一位陕西共产党党史著名人物魏野畴，可以说屈伸早年也是受到过共产主义信念教育的。1926年，年仅15岁的屈伸被派到原冯玉祥将军西北军系统的第26路军当学兵，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屈伸在世时，曾不止一次的说，一生中最使他引以为豪和难忘的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亲身参加了抗击日寇的台儿庄保卫战。他晚年夜以继日抱病撰写《台儿庄亲历纪实》史料，为后人研究那一段历史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台儿庄大战打响时，屈伸时任第2集团军第30军第31师上校参谋处主任。战斗中，官兵们抱着宁死不失一寸阵地的报国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祖国的领土、民族的尊严。

屈伸虽然去世多年，但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在耿泽山先生所著的《台儿庄保卫战亲历纪实》一书中，生动的记述了“无名英雄屈伸”，“他是一个坚定、乐观、忠贞爱国的年轻军人”。以上这些，就是对屈伸刚直正义性格的最好体现。

但知道屈伸还是一位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军队的我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者即一个共产党地下“隐身者”却鲜为人知。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军队核心层中，获得国民党军事机密情报，在当年国共两党激烈交战中，这是具有着重要意义，有时也是起着一定决定性作用的。

如1945年，屈伸将军当时34岁，他调任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将主任兼北平荣军教养院院长。此时，中共地下党员丁行，也在北平任国民党孙连仲部军法处副处长，丁行将军与屈伸将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同在国民党31师任职，二人关系甚密。

丁行（1908—1948），山西夏县人，早年在夏县堆云洞平民中学、师范讲习所读书，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两次组织夏县农民暴动，失败后潜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抗战初期，丁行邀请30余位作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抗战胜利后，奉命随中国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上。孙连仲十分赏识丁行的才华，任其为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后改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省主席由孙连仲兼任），同时，他又是孙连仲的家庭教师。丁行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还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1946年初，北平军调部成立后，丁行即与中共代表薛子正、徐冰取得联系。在此期间，他多次提供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1947年9月，丁行被叛徒出卖被捕。丁行被捕后，在狱中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始终坚贞不屈，1948年10月19日，丁行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时年40岁。

丁行将军照片

当年，屈伸小学同学秦治安（第二位隐身者）到上海求学，两人自此分手，屈伸进入陕西三原第三师范学习，1925年秋，屈伸又加入杨虎城部三民军管学校，在这里与陕西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魏野畴是师生关系。1926年秋他又转入冯玉祥西北军，抗战初期就这样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丁行同志，两人经常一起探讨国内形势和讨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共识。

1940年孙连仲部发生反共事件后，屈伸和丁行极为愤慨，二人要离开孙连仲部，嗣经丁行请示共产党上级党组织，他转达了党组织上级领导的指示：“要我们仍回具有悠久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孙连仲部，隐蔽待时”。

屈伸当时参加了由丁行领导的抗日进步组织“战地服务团”和他主办的《战士》刊物，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下层中开展爱国、抗战的教育活动，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5年屈伸调到北平第五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任少将主任，丁行将军这时就任孙连仲部军法处副处长，二位老朋友又在北平重逢。。

丁行将军比屈伸将军大三岁，丁行就如老大哥一样，经常与屈伸交流沟通。

1947年，丁行将军被国民党军统逮捕事件发生，对屈伸少将主任的思想振动很大。他随后回到陕西西安就任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将主任，这时他坚定的义无反顾的加入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站我党地下秘密情报工作。他的上线是他的老同学秦治安。

当时在敌统区西安，有一支隶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西安地下情报秘密交通联络站。即：西安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我党地下秘密活动情报交通联络站。屈伸的小学同学秦治安这时就将他引入这个情报组织，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中央直属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一名军事情报搜集重要成员。

建国后，屈伸在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工作，“文革”运动中他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直到1979年3月，屈伸得到中共组织部门的平反，恢复公职，任陕西省文史馆员，1981年10月22日，70岁的屈伸病逝于西安。

秦治安（1903—1977），陕西三原县西关人，与屈伸同为乡里近邻，小学同学。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为该校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受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老一辈革命家影响，逐步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1925年正式进入上海大学学习。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集中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共早期在上海一个重要活动据点，一批国共两党领导人和革命骨干曾任职、任教、就学于此，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南洋、日本、越南、朝鲜等地，时有“武有黄埔（军校），文有上（海）大（学）”之称。

秦治安，1925年在上海大学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五卅爱国运动”在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中，他深入工人之中，鼓动罢工示威游行，虽被巡捕房追捕，仍坚持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后，他由公开工作转入地下工作，秦治安机智的利用同乡关系，阴藏在国民党伪审计部就职。

由于秦治安在上海期间，为我党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地下革命斗争经验。他于抗战时期从上海回到陕西西安，与三原县著名共产党员周芝轩接上组织关系，开始在陕西西安地区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西安地区民主进步人士多有联系，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周芝轩

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交战，解放战争中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秦治安积极为党收集可靠关系人员，严加审核和训练，用党的纪律选择最优秀人员成为我情报机关的情报侦察人员。屈伸作为我党地下情报人员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之一。可以说屈伸是我党西安地下情报工作的一名特级军事情报员。

秦治安早在1939西安府学巷“春生永”车行初步建立时，就是我党地下秘密活动联络站中三、四人核心成员中元老之一，是一位直至1947年末在西安地下情报战线工作达九年之久的老地下情报交通联络工作的交通负责人，是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骨干之一。是久经考验的、受人尊敬的我党西安地下情报交通人员负责人。

秦治安早在1941年1月到1941年9月，按照党组织安排，在自己居住的伪国民党西安保安司令部(既现西安市青年路止园招待所位置)的后院花园，架设起西安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第一部红色电台。

西安市青年路止园饭店西北角

这是秦治安与初创时期的几位同志共同联手为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所具体建立的第一部红色电台。红色电台建立的经过如下：

1938年10月左右，秦治安原寄居同乡李文卿先生（三原人，西安地区著名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老将军参议）家里，后来秦治安居住的李文卿家院子被日本飞机的炮弹所炸，造成秦治安无处安身。后经李文卿、刘华亭友人帮助他就住在杨虎城公馆“止园”后院洗澡间的小房，也就是说秦治安大约是1939年已经居住在西安“止园”后院的。

这刘华亭帮助秦治安居住到西安“止园”是通过谁的关系？据有关资料说是经过刘华亭请求原杨虎城公馆的保卫队长白志俊的同意暂住在伪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后院的。

1940年10月，“西安八办”提供了一部电台和一位报务员，要求我西安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在“西安八办”驻地之外的西安某个地方另设一个秘台与延安通报”。

为什么能够选择在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架设电台？这可不是小件事情，在当时谁有这个能力在这个国民党特务横行的环境条件下这样安排？这就要说王志廉的有关事宜。

王志廉应该是最具备安排这个电台的条件。即：具体地下情报交通联络、保护电台、后勤保障的以及外部社会关系协调的最佳人选。通过王志廉的关系即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戴桂茂的关系，给原杨虎城保卫队长白志俊打招呼，即秦治安居住在西安“止园”的后院，再逐步架设“电台”，并且要寻找到一个安全发报的“保护伞”。

这个红色电台建立，是经王志廉打通伪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和参谋长戴桂茂这条上层关系，将秦治安打入国民党机关内部，也就是安排秦治安居住在西安“止园”后院，开展活动起我们红色电台工作。

因为在1939年元月的时候，徐经济就是当时伪陕西省保安处长（注：未建立伪省保安司令部的时候，当时实际履行伪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职责。），王志廉与徐经济的关系，这就要说到1939年王志廉已经按照“西安八办”的部署，参加了“西北抗日游击干训班”（后，改为黄浦军校第七分校）的培训，而徐经济也是伪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教官，“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再加上王志廉曾经是杨虎城公馆的车队队长和国民党孔从周部队的炮兵团的车队队长以及与国民党方方面面的都有关系，作为一个与官方有关系的商人，多方协调，成功的建立了这部红色电台。

伪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徐经济

当秦治安在1939年的时候居住到伪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第一次架设电台的外部条件基本形成。又如何把电台架设到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这就需要智慧和胆略。这样在1941年1月开始，秦治安、王志廉以及有关人员联手将这个在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架设的电台就开始运行起来。

1941年7月，当时熊斌作为西北行营主任，这时被任命为伪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政府主席，在8月又兼伪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原伪陕西省保安处长徐经济被任命为伪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实际权力还在徐经济手中。

西北行辕主任熊斌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司令

由于熊斌在1941年8月被任命为伪国民党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强行霸占西安“止园”以后，先居住前院，后又占了后院，在伪保安司令部架设使用电台的条件恶劣化了。我情报设立的电台，不得不在1941年9月，撤离伪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随后他们又在1942年3月到1943年4月，十三个月时间，把电台又秘密架设在西安市敌人的警察局消防队里（注：此地点初步考证在西安市西华门西北角附近。）后由于外部环境条件再一步恶化。运用自己的电台在国民党特务地毯式巡侦情况下，进行收发报工作越来越难以成行。

这时，我们能利用国民党电台，安排我们的人员，完成向延安发报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完成这一计划还是少不了通过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的关系。

这时，王志廉就把自己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的员工，也是当年“渭华起义”的革命战友，曾经“拜把子”兄弟，雷光斗安排到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通讯处电台做报务员工作。经过争取雷光斗成为我们通往延安革命圣地的收发员。很快为我党开始传递情报，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了安全快捷有效的将重要情报发往延安，1943年经王志廉不懈努力，积极活动使雷光斗荣升为伪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电台台长的身份。虽然以后，国民党的通讯处电台调防于咸阳、大荔、宝鸡，但隶属府学巷20号“春生永车行”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关系始终没有断。国民党的有关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发往延安。

伪国民党电台台长雷光斗

话说当年即1947年秋天的某一天，秦治安突然登门拜访屈伸，居住的西安市青年路（东西走向）一个叫陈家巷（南北走向）门牌号2号的家中时，二人虽然相别二十余年，但还是那么亲切如初的同学情谊，没有一点生分之感。其实秦治安在到屈伸家中之前，还是有一些心里准备的。对屈伸和丁行的关系，以及屈伸的政治倾向，秦治安是略有所闻，心中是有数的。二人经过多次亲切的交谈，秦治安感觉火候差不多了，就问屈伸今后作何打算，希望屈伸作些与人民有益的工作，说到此，屈伸坚决要求秦治安介绍其去陕北解放区，那次谈的很久，屈伸情绪很激动，秦治安要屈伸冷静考虑，秦治安耐心对屈伸说好明晚再谈！

第二天晚上，他们二人又见面了，秦治安开门见山的对屈伸说：“干革命，在那里都一样，要服从工作的需要，你现在在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干的差事极关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民党胡匪的军事行动，必定你们先知道，如及时把消息通知，对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有很大贡献，希望屈伸将军认真考虑”。经过屈伸慎重考虑。秦治安对屈伸郑重说：“搞这种地下情报工作。一、要严守机密，虽至亲后友，也不能泄漏。二、要做好现在国民党的反动本职工作，在言论上要坚决表明反共立场，以免招来不必要的猜疑。三、要杜绝不必要的交游，不管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尽量减少交往。四、只能和秦治安单线联系，任何人也不能去找屈伸，屈伸也不要和任何人泄露和秦治安的关系”。秦治安一再强调说：“这些都是经过血的教训得来的经验”。要屈伸千万提高警惕，对屈伸提示：“我们这个组织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安地下支部，不与地方共产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的联系。我们是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

但秦治安直到解放时，始终没有向屈伸说过具体内容。并给屈伸起了一个代号叫“老九”，取9字上屈下伸之意。除秦治安本人外，任何人也不会知道“老九”究竟是谁，更不知道屈伸的具体职务和住址。

屈伸至此与秦治安建立了，直属中共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组织关系。随后他陆续就把有关胡宗南部队敌人内部的机密情报，按约定告诉秦治安。他们二人交流情报都限于口述，二人约定从不留下片纸只言的文字及书面依据，以免留有痕迹而泄露秘密。

屈伸和秦治安作为一个是情报来源，一个是情报交通传递，是如何具体通过什么方式把情报传递到延安统帅部的。

屈伸居住地与秦治安的居住地距离不远。而且都处于西安城内北城的西北角附近。

屈伸将军居住陈家巷既现在的青年三巷，秦治安居住高阳里，二人居住距离很近。

当时屈伸将军工作的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在西安市南院门的五味十字这个地方，处于西安城内西南角。

二人开始交换情报就在秦治安家或屈伸家。经过一段时间情报工作的交流，二人来往关系太过频繁，容易引起敌特人员的怀疑，危险程度较大。为了二人传递情报方便，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开的可以“单线”联系的公开地方。

这时，秦治安就有意在青年路开设一家小文具店，秦治安经过与王志廉沟通，秦治安按照规矩把自己的上线情况对王志廉也进行了保密，王志廉只是提供后勤保障，据说当时屈伸将军也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这样一个距离屈伸家不是很远的小文具店就开张了。

图中红圈处就是秦治安所开办的小文具店的位置。

情报传递就方便了许多，此地点经过现在的考证，大约就是现在的西安市北门里北大街与青年路的这个位置。走进青年路大约200来米路南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小文具店。

这就是为了方便交流情报专门设立“单线”联系的”联络点。它为二人的情报传递起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秦治安作为情报交通员，他一头联系着情报来源，另一边联系着收发电台这边，这就要说府学巷20号，作为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据点，其利用的国民党电台在什么地方？是如何把情报传送到延安统帅部的情况。

以国民党的电台做掩护为共产党红色电台传递情报，建立起以府学巷20号地下工作联络站，沟通与延安统帅部的直接联络站。

1940年在西安府学巷20号成立的“春生永”车行，就是专门作为共产党西安地下秘密活劝工作联络的掩护身份的合法商贸公司。总经理一直就是王志廉。直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都没有受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破坏，虽然国民党特务多个机关派人搜查过多次，都被王志廉一一化解。就是1947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梅永和也没有吐露半点“春生永”车行的内情，而且梅永和烈士一直到牺牲时，都是“春生永”车行在册的员工。

当时“春生永”车行根据不同人员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分工：王志廉负责与上级党组织联络工作和“西安八办”的联系工作，以及负责搞车行的经营创收，用于从事组织活动的一切开销，并负责与上流社会运筹周旋活动，以及地下工作联络站的后勤保障工作。在“西安八办”撤离以后，这个情报站与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联系。王玉珍当时是王志廉的前妻负责保管党的重要文件，负责代表王志廉处理府学巷20号内外部事宜的机要以及王志廉的交通员。1941年王玉珍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壮烈牺牲。1945年宋玉仙经人介绍嫁给王志廉，作为王志廉的妻子宋玉仙在以后就承担起王玉珍所负责的一切事宜，她们是地下工作联络站基本成员。

梅永和（王志廉同学和战友、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渭华暴动”成员，府学巷20号地下工作联络站基本成员，起初以赶马车搞运输为掩护，搜集情报，散发宣传单，是地下联络站主要外部联络交通员，掩护身份“春生永”车行的外勤人员。

烈士梅永和

当时府学巷20号这个地下交通联络站：“来往的人多了，难免会引起敌人注意，因此决定，再建的一我党地下联络点，为增辟一个可以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的地下联络站”，府学巷20号地下工作联络站主要负责对内工作，“奇园茶社”成为设外联络点。梅永和就成为1944年夏天开办的“奇园茶社”的茶社经理，即这个地下联络点的站长，主要负责与民主人士等等人员的对外联络工作，梅永和于1947年7月遭国民党特务追捕，随后“奇园茶社”也停止了活动。

西安莲湖公园“奇园茶社”遗址

李儒伯（王志廉同学和战友、共青团员、共产党员，“渭华暴动”成员）春生永车行会计，业务人员，在抗战初期，为保护“西安八办”军粉，被敌逮捕，酷刑用尽，严守党的机密，1939年英勇牺牲。其后在“春生永”车行当会计的人员，与地下工作联络站没有关系。

雷光斗地下工作联络站基本成员，“春生永”车行的业务员，于1941年由王志廉具体负责安排到国民党伪保安司令部做“报务员”，并于1943年通过各种关系疏通，给雷光斗安排成为伪保安司令部的国民党电台台长，其“春生永”车行的业务员身份一直保留到1949年西安解放，是“春生永”车行的在册人员，外人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以及与雷光斗有关系国民党电台报务员史国政、王紀刚、王生龙，作为共产党地下报务员，虽然不是“春生永”车行的人员，其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等等方面，也都由王志廉具体负责通过雷光斗进行照顾指导。王克勤（王志廉家亲戚）负责看管“春生永号”车行的治安，观察周围环境及来往人的身份，“春生永”车行的内勤人员，王克勤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古建”工程师，其府学巷20号的地下室和大莲花池七号的地下室暗室都是王克勤设计修建的。

陈文礼是“春生永”车行的汽车司机，负责秘密人员和秘密物资的运输工作，是“春生永”内外联系的联络人员。

以上就是“春生永”车行的基本概况。

“春生永”车行有了以上这个基本条件，当代号“老九”屈伸情报员获得情报，通过代号“二哥”秦治安作为地下联络站的重要交通员再通过代号“麻子”王志廉领导的代号“五哥”雷光斗电台等等人员的通力配合发往与延安统帅部，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过程。

提供高等级重要军事情报，不辱使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8年初，府学巷20号这个汇集天时地理人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联络站，迎来了其辉煌的时刻，也就是秦治安与屈伸起初搭建起的这个情报“单线”联系链。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关键时刻，决定共产党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关键决胜阶段，著名的陕北“瓦子街战役”的军事情报，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情报战在激烈的获取情报战中，这时候就体现为屈伸、秦治安、王志廉和雷光斗他们这些情报人员是否能够及时给延安传递情报的及时有效，这个关键点上。

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正是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这位少将办公室主任屈伸，当时所处地位有具备获取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这些高等级绝密重要军事情报先决条件，并能够及时有效的通过府学巷20号这个地下工作联络站，将这些高等级军事情报，通过我们的红色电台发往延安。

据屈伸情报员生前回忆：1、“1948年初，解放军围攻宜川的国民党军队时，国民党守城部队来电告急，屈伸将军从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吉玉铭口中得悉，胡宗南秘令刘堪国民党整二十九军全力奔袭驰援，企图里应外合，寻找共产党解放军主力决战，此举胡匪保守绝密，不用文电，由其高级幕僚亲自传达执行。屈伸获悉即将此重要情报速转告秦治安。”此情报据秦治安后来说，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对取得有利于西北战场“瓦子街战役”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2、1948年夏，共产党解放军围城临汾国民党守军时，守军仅靠西安国民党空军空投支援，初由第七补给区直接支援，后由守军第三十师直接与西安国民党空军协议决定某日某时派飞机x架前往空投，所投物质为现钞、弹药、饭并咸菜等，屈伸随时通知秦治安，要前线加强对空射击，压制敌机不能低空飞行，在高空中不能准确投掷，故多仓促盲目乱投，致很多落于共产党解放军阵地，对国共双方敌我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久临汾就即告解放。其间，屈伸还几次带上秦治安，以路遇老同学，专程到西安国民党三十军办事处（西安马厂子）驻地阿房宫旅社南院伪装关心国民党部队补给的空投情况，屈伸当面询问国民党三十军办事处人员情况，秦治安当时在场就默记于心，以免往返误时，及时通过电台传递给陕北延安。

3、当国民党整二十九军刘堪部被全歼后，胡匪急令国民党部队何文鼎部放弃延安轻装撤回关中，以缩短战线，防止被我解放军歼灭。当时解放军正横扫关中之际，胡匪令国民党裴昌会兵团集结富平耀县地区准备迎接国民党何文鼎部南下，并与国民党马步芳匪军夹击共产党解放军，以及永丰之战役部署行动，屈伸都及时告诉秦治安，把消息及时传送到陕北延安。

4、.1948年夏末之后，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程开椿每次随胡宗南应召赴南京、上海、奉化、广州参加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或由蒋介石面受机密，程开椿每次回来，屈伸都以给程开椿汇报工作为由，从程开椿的行动、态度、口中流露出的一些情报，随时告知秦治安，秦治安迅速及时传送到陕北延安。

5、1949年初，胡宗南匪军撤退返回到汉中、四川进行部署行动等时，屈伸也随时告诉秦治安，据秦治安对屈伸说：“其提供的情报上级认为都是准确及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总之，在以上期间，屈伸不但为延安统帅部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军事情报，得到延安统帅部的充分肯定，

尤其是在“瓦子街战役”上，府学巷20号地下工作联络站的三个“隐身者”同心协力，紧密配合，及时有效的把很重要的军事情报输送到延安统帅部，他们三人为之所付出的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战略防御转折到战略进攻的决战阶段，西安城内地下“隐身者”，演绎了一场真实版的“潜伏”故事！

（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发展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的大决战前奏，尤其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是全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主战场之一。）

人民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从胡宗南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开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内线防御阶段（1947年3月到至8月），是西北野战军打击国民党胡宗南军的重点进攻，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是扭转陕北战局所经历的最严峻、最艰难的阶段，敌军人数10倍于我军。

第二阶段：内线反攻阶段（1947年9月至1948年1月），是西北野战军在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西北战局出现有利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不利于国民党胡匪敌军的形势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对胡匪敌军发起反攻作战，不断消灭国民党敌军的有生力量，逐步占领大中城市，巩固与扩大解放战区，配合全国战略进攻阶段。

第三阶段：外线进攻阶段（1948年2月至1949年6月）是西北野战军为配合全国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挺进到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发动攻势作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的阶段。

屈伸、秦治安、王志廉三位“隐身者”以及西安隐蔽情报战线同志战友们，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为这个时期的延安统帅部提供国民党胡宗南的重要军事情报，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忘我奋斗，积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屈伸作为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将主任，负责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上传下达的关键人物，这个时候即在西北战场从内线反攻阶段向外线进攻阶段转折的关键时刻，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直属西安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代号“老九”的地下军事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可以说，胡宗南军事情报机密在屈伸这里就不是什么秘密，尤其提供“瓦子街战役”情报就是屈伸提供的最有价值重要军事情报，及时传递到延安统帅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

地下情报交通联络站的地下室挖掘者王克勤和王志廉女儿王希红

(接受上海国家安全纪念馆的采访照片)

报务员史国政

北京五烈士

上海国家安全纪念馆收藏的原地下室的磨电灯和毛绳1

上海国家安全纪念馆收藏的原地下室的磨电灯和毛绳2

本文相关参考文章：《西安隐蔽战线上六兄弟的故事》、《西安隐蔽战线的一个秘密院落与一个舍弃万贯家财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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