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含元路中段北侧，距西安城墙东北角约1000米，距东二环1000米，距北二环1000米，距太华路500米。周围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工业区和职工住宅区，驻有市水泥制管厂、市棉花仓库、内燃机配件厂、铁路材料厂和新城区人民法院、西安市八府庄小学等。老村西边是1956年西航公司修的铁路专用线，仍在使用。村南含元路有16路、409路、707路等公交车站，交通十分便利。
《西安通览》记载：八府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就藩西安后，其第八子在此建立的庄园，故名八府庄，村名一直袭用。八府庄园遗址1956年12月30日发现，位于含元路中段北侧，坐落于八府庄东北的唐大明宫东内苑遗址内。时值原西安市第一砖瓦厂工人在此取土，于地下一公尺深处发现一个小银盘覆在大银盘上，另有四块银锭叠在一起，这些镀金盘和大块银锭有进、上、贡等地名、官名、重量，绝非平民之物。《大明宫遗址考古报告集》中设专文记载，并有摄影、拓片。
新中国成立初在原南村东南方向约百十米远的耕地里，从南往北有石羊、石马、石人等。虽没有见到墓冢，但可以推断，这些石雕是有历史来头的。1958年铁路材料厂占用了这块地，没有深挖，很难说清地下是否有文物。
在巷道东不足百米远的那块地，老人们称为“礼拜寺”，据说是原先回民的清真寺。在原北村村口向东约百十米的地方，老人们叫“马楞坎”，传说是回族的部落，穆斯林的“东丹”部落在此居住过。史书记载：“1861年，当地团练在官府的支持下，抢劫回民清真寺及回民村舍，回民起义。1862年，官府出面镇压回民起义，杀戮回民不计其数，烧毁回民村舍。”回民起义失败后，向西逃遁。一部分在甘肃、宁夏落户，还有一部分逃出国外。在多年前的一家报纸上曾登出一则消息，有个叫黑老五的在吉尔吉斯对记者说：“我们的老家是西安八府庄人。”这就证实了村内名叫“马楞坎”和“礼拜寺”的地方，确实在清嘉庆年前（1790）是回民居住地。
在八府庄村西北方向约500米的地方，由二组都市新村北远望，原先有7个碑子和几个不显眼的坟堆，石碑上刻的是太平天国将士的名字。据史书记载：1862年4月，太平天国扶王陈德才率部由河南进陕，连克商南、山阳、洛南等县。5月，经长安县子午山谷到达引驾回（今长安区引镇）一带，陕西巡抚瑛棨令副将都统乌兰都、马队参将阿扬阿、游击孟柏林等率领守省城军阻击太平军……。可见，这里埋着太平天国将士的忠骨，可惜平战壕时这些义冢埋没。
1968年左右，在北村北边修路时，推土机推出一块宽30厘米、长60厘米的半截石碑。碑文记载：现封苏安有土地六十顷，四周地界均记很清，时间是清乾隆年间某月，一起出土的还有银质酒壶和酒杯。可惜这半截石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
《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八府庄在清乾隆之前只有一个村。此后，迁徙的难民在此佃租土地安家立户，到清嘉庆时已形成三个村。据老辈传说，最早只有北村一个村，村西姓赵，村东姓王。村子为封闭式，四面有高墙，村东口有高大门楼，并装有大门。兵荒马乱的年代，各户抽人轮流值守。北村土地最多，临解放时约有1200多亩；南村较晚而建，以王姓、黄姓和朱姓居多。村南口修有二层高的门楼，也属封闭式。只有十几户人家，主要靠卖菜、打工、佃租土地为生；西村原先只有刘姓一家，后由耿镇迁来耿家，熊姓、王姓、陈姓随之迁入。童家原是民国时从童家巷迁来，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十几户。南村和西村到解放初土地不足400亩，人口不过200人，户数不足30户，主要以卖菜、租地种为生。
村中因有一块地方处在南村北、北村南、西村东夹道中间，故名“巷道”。“巷道”形成于1861年前，村民从三府湾村西北方的李家村迁来，初来时只有赵姓一家，为此地回民看守寺院、坟地，耕种其土地。后来又迁来张姓一家，新中国成立前归北村所辖。村中还有一条叫“李家村”的半截巷，那是1959年国家拓宽华清路时，占用了李家村几户人家的宅基地，指定迁往八府庄，安置在北村紧西墙外、西村村北的耕地上建房，先属一队，后划归二队，新形成了后来称作“李家村”的一条街。
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村均建有庙：北村村东建有“黑虎庙”，村西建有“菩萨庙”；南村原村门的二层上供奉着“桃花姑”庙，村口涝池路东建有“药王庙”，村北紧挨巷道处建有“马王庙”；西村在村南（新城区人民法院）建有“马王庙”、村北建有“关帝庙”。
清以前设府、县、仓、坊，八府庄属咸宁县午门仓、菜园坊（即现今的联志村）。辛亥革命后，西安政区仍按清末。1914年，撤销咸宁县，西安各县均属关中道，领于陕西省。1939年废除州府制，设立第九第十行政都察区，归第十区。乡政府设在联志村，各村有乡约、甲长。1954年，调整为9个区，八府庄村归新城区石碑寨乡，乡政府设在孙家湾村。1955年，又划归大明宫乡，乡政府设在马旗寨。公社化后归大明宫公社。1960年，又将七个区并为四个区，村又改归未央区。1962年，又恢复新城区，村回归新城区。1965年，合并城郊五个区统归郊区。1980年，撤郊区又回归新城区。新中国成立前该村共有四五十户，不足400人，以三四代人同堂为主；20世纪70年代户型以三至五人共同生活为主；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和子女分户，多以三人一家为主。2006年，703户，1668人，居住在南村、北村巷道和西村三个自然村。2012年，村民1630人。
新中国成立前，本村基本上沿袭旧社会的建筑模式：“独独院、瓦屋面”，地基处理用土夯，胡基和泥垒成墙；鞍间房用个担子梁，厦子檩条硬驮墙。椽和芋箔钉檩上，草泥挂瓦把雨挡，木门木窗夹墙上，再和稀泥抹光墙。这就算是盖好房，要问面积有多大？进八尺、出一丈，每间不足9平方米。这鞍间上房是一般穷人盖不起的，那时能盖起“鞍间”上房、四合院的人家，全村只有几户。
1958年拓宽含元路时，将原南村的南半部征用，这些人家迁居到村东耕地上，还有一部分在原西村的东边建房安家，被村人称为“新巷子”。随着国家征用工业用地和八府庄小学的扩大，加之本村人口不断增加，1982年后，由于本村姑娘出嫁不离村，又划出了一些类似“姑娘村”的新庄子，居住也随之分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民建房普遍为砖混结构的建筑。20世纪90年代以后，村民建房更加贴近城市化。
民国前村中没有学校也没有私塾，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大多数人家老几辈都是文盲。直到1936年，本村热心人赵升武、童志贤、黄浪如等商量在村里集资办学，校址利用北村口的“黑虎庙”。桌、凳由学生自带，校长由西村的童志贤兼任，教师请三府湾的杨生茂先生、石碑寨的刘恩恩先生等。教师每人每年一石粮，夏收五斗麦，秋收五斗谷，由有孩子上学的人家凑集，教师每天吃饭由在校学生家轮流管待。1945年，国民党占用校舍做警察局，无奈之下，赵升武腾出自家的磨房当教室，让孩子们继续读书。1947年，重新建校，校址选在八府庄小学（原西村口的村耕地上），资金由各户筹集，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工，盖成两幢鞍间瓦房做教室。同年秋，“八府庄私立国民小学”正式建校。1955年，原八府庄私立国民小学由政府接管。八府庄小学成立后，本村孩子上学，只缴书本费，其他学杂费全免。当时纱厂街、六合窑、含元殿村的孩子都到这里上学。村里成年人利用农闲到学校上夜校扫盲，青壮年摘掉了“文盲”帽子。1976年，八府庄建立新城区农村第一家幼儿园，引起市、区政府领导的重视，曾组织各村干部在八府庄幼儿园召开有关幼儿教育工作的现场会。据统计，2000年以后，村里共有100多人考上大学。
两个村民小组先后成立了锣鼓队、秧歌队、腰鼓队，在新旧世纪交接之夜，村百人锣鼓秧歌队，代表新城区在钟楼东侧的东大街口，摆出十面大鼓、近百面锣、钗的方阵；时任省委书记李建国宣读“为迎接新世纪祝词”后，时钟敲响零点钟声的那一瞬间，钟楼周围和南门外广场上，云集在这里的全省各地锣鼓队，千鼓齐擂，万锣齐鸣，爆竹声声，焰火腾空，整个西安城溶在鼓乐声中。包括村锣鼓队的阵容，被省、市电视台摄录，并在电视节目播出，村锣鼓队扬名一时。村民群体娱乐活动蒸蒸日上，尤其二组村民自发成立了秦腔自娱自乐班，曾代表八府庄地区参加省电视台“秦之声”栏目的“班社大叫板”演出。
八府庄人不欺生排外，新中国成立前乞讨、逃难或者来村里打短工、扛长工的，从不歧视，并给予热情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村里安家落户。村里人对待孤寡老人如同家人，无论是“老五保户”的生老病残亡，还是后来无所依靠的生活困难者，村里均能一管到底。
“城改”之前，村集体收入主要以土地租赁和厂房出租为主，村民生计大多数主要靠私房出租。“城改”以来，农村“一家一户一院房”的传统理念被颠覆，第二村民小组在本组的弃耕地上建起了七幢设施配套的多层住宅楼。2003年竣工后每户都分到一套房，住宅小区取名“都市新村”。2011年3月，八府庄村转为八府庄园社区。村民于2011年回迁至八府庄园小区。
看到这个道口就能想到当年火车撞公交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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