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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四乱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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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yī讲我们进入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朝建立的第三年。《资治通鉴》记载，秦始皇东行郡县，登邹峰山，刻石纪功。这次东巡，秦始皇最明显的政治意图是在新占领区露露脸，示示威。
露脸的意义在于，人的情感依附特别需要一个醒目的形象，所以人对视觉符号有着惊人的执着。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宗教，看看西方世界，罗马教皇一再dǎ压偶像崇拜，为此杀了不知道多少人，但就是打压不住，最后累了，烦了，只好妥协了，这才有了基督教世界的美术繁荣。再看东方世界，佛教原本也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但tóng样禁止不住，不仅佛像越来越多，就连五百罗汉都有规模宏大的群像作品了。一般来说，宗教一旦走向普世化，跨越族群四处传播的huà，只有偶像才能gòu在最短时间内大规模吸引信徒。
换句话说，人作为群居动物，天生慕强，天shēng就会找强者做依傍，宗教性正是这种慕强天性的体现，至高无上的神正是强者中的强者。神只要一露脸，就能让人膝盖发软。所以统治者和神都是特别需要奢侈品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有两zūn神像，虽然是一模一样的泥塑木雕，但一尊以本色示人，一尊浑身上下刷满金漆，金光万丈，如果同样bǎi在愚夫愚妇的世界里，后者接受的跪拜和香火自然远远多于前者。至于这两尊神到底是什么来头，有什么本事，叫什么名字，甚至都不会有人关心。
同样道理，秦始皇如果想在新占领区迅速收拢人心，收获认同，那么展现自己神一般的威严形象确实会是一项有效的手段。平民百姓只要看到一个金光万丈的形xiàng，一个明显比自己曾经见到过的所有国君更闪光的形象，那么崇拜心理不需要有人强行塑造，就会油然而生。
这一手虽然对平民百姓管用，但山东六国的贵族豪强未必会吃这一套。可是，那又如何呢？当秦始皇浩浩荡荡的队列巡行过来，那种旌旗招展、兵强马壮的气势，以及这种气势之上的征服者炫耀肌肉的雄姿，或多或少总会使贵族豪强望而生畏，有再多的不忿也只能忍着。
至于秦始皇的心情，大概很像清点赃物的强盗吧。这段旅途，从咸阳抵达邹峰山，以今天的地理区划来看，是从陕西到山东，山长水远。
邹峰山，意思是邹地的峰山。这里的邹，就是孟子的故乡，今天的山东邹城，北边不远就是孔子的故乡曲阜。所以秦始皇来邹峰山，不但是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齐鲁大地，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位深得法家精髓的天xià雄主，这一次亲自杀到儒家大本营来了。
秦始皇登上峰山，“立石颂功业”。按说这一次刻石立碑，作为秦始皇历次巡行当中的第一次，碑文内容很值得被记录在案，但不知道为什么，《史记》竟然只字未载，《资治通鉴》也没能补上。
秦朝建立之后，“书同文”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政策，它有两层涵义：一是规范字形，以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颁布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和胡毋敬的《博学篇》作为文字范本，很遗憾这3篇文字都已经失传了；二是统一各种法律、制度、名物等等的专有名词。比如前边讲过的皇帝下达命令统一规范成“制”和“诏”。
关于第二层涵义，以前并不被人重视，直到湖南湘西的里耶镇出土了一批秦简，称为里耶秦简，主要内容是秦洞庭郡qiān陵县的各种公文档案，在2012年公布de内容里就有一份木牍写着各种旧称改为新称，诸如“边塞”改为“故塞”，“王室”和“公室”改称“县官”，“列侯”改称“彻侯”，甚至连猪的名字都被改掉了，改称“彘”。这就相当于公文写作需要提到土豆或者洋芋的时候，从此统一为“马铃薯”。
从“书同文”的角度来看峰山石刻，这里既有秦朝官方的规范措辞，又有规范化的小篆shū法（很可能是李斯的亲笔），还体现着秦朝的一种特殊传统——文字镌刻在石头上，而不是镌刻在青铜礼器上。石碑比之青铜礼器，优点相当突出：我们最róng易想到的是成本低廉，但这显然最不重要，重要的是，石碑或者石壁，规模可以远大于青铜器，表面可以很抛洒地镌刻大号文字，而且安置在公共场所，能够起到很好的宣示作用。
这背后还有一个技术原因：商朝和西周时期正值青铜时代，青铜的硬度并不足以做成凿子在石头上刻字，而进入春秋时代以后，铁器应用起来，战国进入黑铁时代，铁制工jù就不难对付石材了。
遗憾的是，峰山石刻早已jīng被人为毁掉了。《资治通鉴》就yǒu记载，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来到峰山（《zī治通鉴》原文称“邹山”），打赢了一场战争之后，看到秦始皇liú下的石刻，不高兴了，派人把它推倒，然后以盛大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
北魏太武帝的行为动机不难推断，他是站在儒家立场高调表达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强烈愤慨。但他并没有把峰山石刻毁坏彻底，大概只是把石碑tuī倒而已，所以在唐朝人封演的《封氏闻见录》里，提到历代都有人去峰山临摹、拓写秦始皇的石刻，大概倒掉的石碑又被归位了吧。可想而知的是，来这里临摹、拓写的人都得有点身份，所以一举一动都没少麻烦当地人，当地百姓疲于应付这些风花雪月的闲事，索性围着石碑堆起了柴禾，放了一把大火把石碑烧残破了。
但没想到，赶来登山拓石的人反而更多了。最后还是当地县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拿了一份以前或临摹或拓写的文本，重新刻石，刻好之后就放在县衙里边，谁要再来临摹、拓写的话，就不必上山了，当地的百姓和县吏这才真正地轻松下来。
和封演同时代的杜甫也提到过这件事，只是简略得多，说“峰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意思是说，原版峰山石刻已经被野火烧毁了，世间流传的都是转相刻版印刷的摹本，保真度不高，没有原bǎn的清瘦俊逸之美。
传世的翻刻本确实不少，其中最有名的称为“长安本”，是司马光的同时代人，北宋书法家郑文宝根据老师徐铉的摹本翻刻出来的。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西安碑林的话，还能在bēi林第5室见到这块石碑，借由摹本的摹本去辗转感受当年秦始皇的意气风发。
峰山石刻的内容，形式上是像《诗经》一样的四言体，每3句一韵，中间还有换韵。如果《诗经》的编选范围可以拓展到秦朝的话，那么秦始皇的这类碑文可以被归入“风雅颂”当中的“颂”的部分。
这篇文字，一开头就气势恢宏：“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一席话把自己打扮成除暴安良的正义使者，打仗不是侵略，而是讨伐逆贼。
正义战争当然打得很顺利，“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说的正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扫平六国，把山东六国贬低为“六暴强”。既然灭掉了六大暴政国家，秦始皇自己当然不是万恶的侵略者，而是普降恩泽的大圣人。这位大圣人还一点都不脸红地标榜起了孝道，于是“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说自己这次东巡，来到峰山，是好心好意给当地人施加的恩惠。
这恩惠还不单是赐给齐鲁百姓的，而是赐给天下人的，因为“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正因为封建制存在弊端，导致诸侯纷争，天下大乱，于是乎，“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天下不再分为列国，ér是变成了当今皇帝一家一姓的产业，既然所有权化多为一，今后就不会再起争端，不会再打仗了。这项gōng劳实在太伟大了，必须刻在石头上，让大家都晓得。
碑文里边，提到秦始皇的时候并不称呼“始皇帝”，而是称呼“皇帝”。若干年后，秦二世继位，在碑文后面补刻了yī段话，说以上那些文字所称的皇帝是指始皇帝，而我作为继任的皇帝，必须解释几句，辨明身份，免得时间久了大家把不同的皇帝搞混了。
可见秦始皇在给自己和子孙后代设计名号的时候，想法到底没能周全。
当秦始皇结束了峰山之行，下一步竟然召集了鲁地的70名儒生，酝酿一场大动作。秦国自从秦孝公以来，还从没对儒家这么重视过，秦始皇的这个姿态应该会使齐鲁儒生们受宠若惊吧。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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