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最近有没有人看《披荆斩棘的哥哥》？
先是这次的嘉宾阵容，有山鸡哥陈小春、Beyond乐队吉他手黄贯中、“聂风”赵文卓等等众多老牌明星，光听名字就觉得是一场神仙打架。
（大湾仔坐定大湾区，hhhh）
而众多金曲的重唱，更是给我整破防了！
开场一曲《光辉岁月》，结尾一首《笨小孩》，言承旭那一句“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更是直接让我飙出眼泪，巴不得立马定个KTV包间嗨歌一晚。
（言承旭在《流星花园》中饰演的道明寺）
想起大学时常常和朋友约着一起去唱歌，那会港台音乐就是yyds。
周杰伦、蔡依林的歌那是必选项，而粤语歌更考验技能，如果有人能模仿个5分水平，就已经是这晚场子里最靓的仔了。
但这几年，好歌乏善可陈，当年的流行音乐渐渐变成了回忆金曲，KTV似乎也正在快速退潮。
仅2016年，传统KTV数量就骤减60%。
到今年3月份，我国现存的KTV企业剩6.4万家，同巅峰时12万家相比，这个数据堪称腰斩。
尤其是2020年的疫情，更是让整个KTV行业雪上加霜。
巅峰时期，KTV曾是消遣娱乐、公司年会团建的必去之地，连娱乐明星都喜欢泡在KTV里。
如今，我们的娱乐消费仍在增长，为什么娱乐鼻祖KTV反而要消亡了呢？
有人说是因为扫黄打非手段，越来越严了。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性丑闻，就与KTV有关。
事实，果真如此吗？
01
客观来说，KTV诞生于偶然。
1971年，日本人井上大佑在帮朋友录制伴奏带时，突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想法：
如果给伴唱磁带配上一个便携式麦克风，即使没有乐队演奏，人们是不是也可以随着伴奏随时随地的唱歌？
于是，他试着做出了第一代卡拉OK机—— 一个红白两色木箱，配上麦克风、音频放大器和八音轨的卡带播放机。
他把卡拉OK机放在了酒吧的柜台后，让女服务员做“托儿”演唱，同时也邀客人同唱，没想到十分受欢迎。
麦克风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一点半都不曾停歇，酒吧的生意也随之兴隆。
很快，就有公司从中嗅到了商机。
彼时恰逢日本经济繁荣，人们正迫切渴望精神层面的满足，娱乐产业愈渐蓬勃，当商人根据井上大佑的创意推出了新的机型，卡拉OK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80年初，卡拉OK这股风刮也到了中国。
1988年1月，广州东方宾馆与日本株式会社合办了中国内地第一家卡拉OK厅——东方卡拉OK。
在一个可容纳60人的开放大厅里，点唱设备被放置在厅中圆形的小舞台上。
尽管普通人也能像歌星一样拿着麦克风唱歌，但此时的卡拉OK绝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
价格昂贵不说，这样的K厅也只能在个别五星级酒店里才能看到。
进入9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传遍大街小巷，人们都渴望一展歌喉，卡拉OK这一新鲜的娱乐模式很快就流行起来。
1991年7月，广州市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卡拉OK厅。
那时，人们坐在大厅周围的沙发里，从厚厚的歌曲目录中找到自己想要唱的歌，再写在纸上由服务员交给DJ。
接着，就是等待。
大多时候，轮候都需要足够的耐心，常常有人傍晚7点多就点了歌，快到凌晨打烊时，4小时都还没轮到自己唱。
但这仍阻挡不了人们想要唱歌的热情。
从饭店、宾馆到街边、胡同里，有的地方甚至连粮店、菜站都改成了歌厅。
（露天卡拉OK）
截至1993年，仅北京市就有注册歌厅282家，当地文化局甚至不得不将原本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从0点逐渐放宽到凌晨2点。
但到了90年代中期，歌厅开始慢慢变味。
当时，有一部分卡拉OK率先装上了空调，并配上当时少有的大电视供顾客唱歌用，以及陪唱、陪酒服务。
许多权贵官员都到此K歌，常常一掷千金。为了排场，或者为了陪酒服务员的绩效，有的客人甚至专点价格不菲的洋烟洋酒，一晚上花个两三千元都很常见。
如果买单时没达到“最低消费”限度，还会主动提出再多消费几瓶洋酒。
投资者见有利可图，开始纷纷掷巨款对歌厅进行升级，最早的大歌厅开始变成各种豪华包间。
于是，卡拉OK厅逐渐成为只属于有钱人的高消费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平头老百姓要么唱不起歌，要么只能等好几个小时唱一首歌，直到一个台湾人的出现，彻底把唱歌从小众活动推至大众化。
普通人的夜生活也开始变得精彩起来。
02
这个台湾人就是刘英。
早年，他在做录像带生意的时候，创造性的将卡拉OK和MTV（音乐电视网）结合在一起，推出了台湾第一家KTV品牌——钱柜。
1995年，钱柜登陆上海静安区，主打“量贩式K歌”。
所谓“量贩”，在日语中是指“大量批发”、“自助”，引申到KTV生意上就是指平价、健康、透明的经营模式，这给当时的卡拉OK厅带来了强烈的降维打击。
和过去需要轮候唱歌的开放歌厅相比，钱柜提供了更私密、更豪华的包房服务，还有更全的曲库和更优质的音响供消费者享受。
而价格方面，钱柜又不像豪华夜总会那样有最低消费限制，一切都是明码标价，顾客可以根据需求消费。
除此之外，在从前纯K歌的基础上，钱柜还提供了自助式的食物和酒水，将吃喝玩乐一站式打通。
这种既能娱乐又能社交还倍儿有面子的娱乐场所，一下子就虏获了上海潮流青年的心。
南方有了弄潮儿，北方也不甘落后。
此时的北京，另一个叫覃辉的年轻人也从唱歌中发现了商机，他借款180万美元开了第一家门店，注册商标为天上人间。
与刘英不同的是，覃辉只想做有钱人的生意。
他将天上人间打造的极尽奢华，仅装修一项就花了1.6亿元人民币。
1.2万平方米的营业面积，共划分出52间KTV包房。包厢内铺着脚感舒适的地毯，放置着柔软的真皮沙发，还有两台大屏幕供点歌。
在这里，一瓶普通啤酒80元，一杯鸡尾酒200元；一瓶在普通酒吧最多2000元的皇家礼炮，则需要5000元。
但这些都不重要，高标准的服务员才是天上人间最有名的招牌。她们，可以让所有的酒水都“物有所值”。
覃辉的要求很严格，招聘的服务员身高需在165-175之间，年龄18-28岁，除了要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得掌握英语，学历至少是大专水平。
有传闻说，员工上岗前必须接受30天的正规培训，包括日语，韩语以及各种菜单的价格酒水名称等。正式上岗后，还有一周一次的培训会。
许多权贵慕名前来，做生意的老板也爱在这里谈生意，一个包厢的消费少则几万，多则上百万。
给服务生小费时，客人通常都是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小叠百元大钞，顺手就扔了过去。
天上人间，一时名震京城。
往后几年，KTV进入了野蛮发展的时期。
2001年，钱柜出沪进京，在朝外商圈开了第一家店。之后几年，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的新店也陆续开张。
据说那时候在钱柜的北京朝外店，运气好的话还能在VIP包厢碰上赵薇、王菲这种级别的明星。
对于年轻人来说，钱柜早已不止是一个KTV的名字，更是时尚和品位的象征。
2005年最爆火的时候，钱柜常常是一房难求，即使工作日也会每晚客满，月收入最高超过1000万。
与此同时，天上人间尘嚣日上，凭借高昂的消费，豪华的设施，和堪称绝色的从业者，一跃成为了京城首屈一指的顶级商务KTV。
进入21世纪，街面上陆续能看到“金柜”、“银柜”这样的量贩式KTV，也能瞥见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这样门面豪气的商务型KTV。
人们的钱包鼓了，欲望也就猛烈了，当躁动的心碰上KTV这种新型的娱乐模式，人们无处宣泄的热情便有了好去处。
当然，不论南北，各个地方也都有不少KTV依据消费水平，提供相应水平的“莞式服务”。
这是KTV发展最好的时代，它的出现恰逢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渐高，娱乐活动需求旺盛。
无论是走平民化的量贩式KTV，还是走高端风的商务KTV，入场的投资者皆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欢声笑语过后，有些变故却早已在暗中埋下了伏笔。
03
2010年，朝阳区公安分区警车兵分四路驶往三元桥、三里屯等方向。
六分钟后，其中一路警车停在长城饭店西侧副楼前，数十名民警鱼贯而入，突查天上人间。
当场，有118名陪侍小姐被查处。
而另三路突击小队分别在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3家商务KTV内查获有偿陪侍小姐共557人。
第二天，朝阳警方发出通报，以天上人间为首的4家店都被责令停业整顿6个月。
很多人不以为然，门口的保安甚至信誓旦旦的拍着胸脯保证：“用不了半年，过几天就能再开”
但直到6个月后，天上人间的招牌都没能亮起。
猜测和谣言乍起，北京警方给出了有力回应：此次专项行动，对有偿陪侍等涉黄现象“零容忍”，“发现一伙，坚决打掉一伙”
从此，无人不知的顶级夜总会变成了一地鸡毛。
事实上，国家从2010年正式拉开了整治娱乐场所的帷幕，商务KTV首当其冲成为被清查的重点：
2014年2月9日，东莞的扫黄行动正式开始，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性打击商务KTV的序幕。2014年2月10日，广东也开始整顿包括商务KTV在内的各种娱乐场所。2014年2月17日，天津动用警力4000余人，突击检查2000余家娱乐场所。2017年8月24日，上海动用警力7300人，检查3800余家娱乐场所。2018年6月28日，哈尔滨动用警力7300人，检查2200家娱乐场所。2018年9月12日，长沙动用警力7300人，检查2200家娱乐场所。2018年12月14日，武汉动用警力5316人，检查1000余家娱乐场所。2019年5月7日，苏州的娱乐场所也被清查，约40万从业者因此失业下岗。
训诫的训诫，约谈的约谈，有的停业整顿，有的犯法被抓，商务型KTV的生意一落千丈。
另一边，量贩型KTV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钱柜上海复兴公园店宣布关门，引得众人唏嘘。
韩寒甚至在网上发文称：“朋友说复兴公园的钱柜KTV关门了，我愣了几秒钟。”“知道一切终会变迁，没想到这么快与决绝。”
仅仅过了一年，火了十几年的钱柜朝外店也紧跟着关门。
最顶峰时期，钱柜在内地市场开有18家门店，仅北京朝外店跨年夜单日的营收就创下高达78万元的神话。
到2015年，内地市场门店关停的就只剩下6家，客流量也只有过去的20%。
而钱柜并非个例。
2010年，万达集团曾推出大歌星KTV，希望做成中国最大的连锁量贩式KTV品牌。
四年之后，万达大歌星13家KTV就因经营不善而关店。
而到2015年，万达大歌星旗下80多家门店全面退出KTV领域，或被转让，或改变成餐饮、商铺等其他业态。
2016年，北京中关村南大街的麦乐迪KTV撤店。
2020年初，北京最大KTV“北京K歌之王”倒闭，这家店曾经吸引众多明星流连，一度因“王思聪KTV一晚花250万”登上热搜。
而魅KTV投资人吴海最近的文章《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也道尽了KTV生意的难做。
朝夕之间，整个KTV行业都开始走下坡路。
04
其实不难发现，曾经KTV的红利，早已变成了困囿这个行业发展的种种限制。
对于商务型KTV来说，灰色产业曾是谋取暴利的最重要途径。
在奢华装修、高档消费的包装下，钱权色交易在看不见的地方滋生犯罪，一度让人闻风色变。
但2019年在全国扫黑除恶大环境下，史上最严娱乐场所治安整顿席卷全国。
这一年之前，商务型KTV每年都会严打，重点查获黄、赌、毒。很多地方部门都是心血来潮，以抓个别案例为主，有些地方甚至还会提前告知行动。
但2019年之后的严打，由公安部直接调控，成立专项小组夜间突击清查各类娱乐场所，实现全国联动，达成翻天覆地的行动。
目前，通过摸排调查，很多以前热火喧腾的夜场要么门可罗雀，要么停业装修，一些仍在开业的夜场经营状况也早已大不如前。
据业内人士估计，严打期间至少有70%以上都没有任何盈利，甚至每天都在赔本支撑。
面对剑走偏锋、投机取巧的商务KTV，不间断的严打无疑是给夜色中黑白难辨的风月场敲响警钟。
而对于量贩式KTV来说，曲库全、地方大、消费平价的优点也正在失去吸引力。
随着地产行业的高歌猛进，商铺租金普遍都水涨船高，平均3000~4000平米规模的门店背负的租金压力也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KTV行业之前早已占习惯了的“便宜”，也占不到了。
2018年末，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诉歌曲的公告》，要求KTV经营者删除并下架6000多部音乐电视作品。
其中，不乏有陈奕迅、张惠妹、邓紫棋等大牌歌手演唱歌曲，还有《中国新歌声》、《蒙面唱将》这些音乐综艺。
2021年初，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再度发布了最新的著作权使用费收取标准的公告，要求北京和上海的KTV，每个终端每天需要支付11元。
这意味着，一家拥有100个终端的KTV，每天就需要缴纳1100元著作权使用费，而一年就是40多万元。
这对本就不景气的KTV行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唱歌也不再局限于线下，唱吧、全民K歌等在线K歌App的兴起，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当KTV只剩下唱歌，并且回到一两人唱，大多数人听的旧模式时，就需要靠消费者复购、门口排队才能实现盈利。
但是，桌游、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更注重每个人参与度的线下聚会早已铺陈开来。
相较之下，KTV虚高的酒水，又怎么能让消费者反复进场接受宰割呢？
即便这样，KTV似乎也不应该消陨的这么快。
从一开始KTV就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在，随着娱乐逐步升级，只是可能挣钱没那么快。
但实际情况来看，一些从业者选择了一条更容易的道路。
这条捷径会带来暴利，同时，也会加速那些缺乏沉淀和创新的KTV模式优先淘汰。
命运赠送的礼物，其实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尾声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亚洲20人中，卡拉OK机的发明者——井上大佑赫然在列。
杂志给出这样评价：井上大佑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但在我看来，井上大佑不仅仅改变了亚洲人的夜晚，更是打开了人们对娱乐消费的想象力。
从等候4小时才能唱一首歌，到随时随地都可以KTV、音乐吧、演唱会、音乐节……娱乐消费形式在变，娱乐的想象力和经济价值也在不断变化。
其实，KTV这个商业形态入场很早，本来拥有大量机会。
但是，KTV太着急了。
它用来钱最快的方式——权钱色吸引人进来，却没有把赚到的钱投入到版权、以及健康的并且可迭代的娱乐形式中去。
当权钱色被打掉，KTV瞬间人老珠黄。
再者，如今好好做音乐的人，很少了。就连“为农民写歌”的人，也少了。反倒各种没有作品的“嘉宾老师”越来越多了。
从前，日色好像真的很慢，大家诚诚恳恳做经典，做一首是一首。
一批批人，用“KTV必点”去致敬那一代音乐人。
如今，虽然有大量粉丝为哥哥打投，为姐姐接机，为爱豆刷榜，为偶像代言买单。
看似欣欣向荣的娱乐产业，明星很多，作品很少。
随着作品青黄不接，新一代进场者，不再有“KTV必点”，为什么还要去KTV？
就像有些网友留言说：最近10年没啥好歌，谁要去KTV唱喵喵喵啊。
当一个又一个德不配位的偶像塌房，当华丽包装的阵容救不了口碑稀烂的作品时，我总会想起最初那个平平无奇的夜晚——
蝉鸣躁风微凉，好友三五成群，一帮年轻人趿拉着人字拖在街角的KTV里唱歌。
他们唱周杰伦，也唱凤凰传奇，他们兜里没几个钱，但他们却很快乐。
标签： 西安神话娱乐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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